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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人不识张伯驹,踏遍故宫也枉然

2018-04-04 拾遗 新读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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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拾遗(ID:shiyi201633)

作者:拾遗


“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。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‘永垂不朽’。依我看,并非都能永垂不朽,真正不朽者,张伯驹是一个。”经济学家千家驹说。


张伯驹是谁?书画家、文物鉴定家启功说: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。”


故宫博物院顶级书画,近一半乃张伯驹所捐。但他的一生,却比所捐文物生动得多;他的为人,更比国宝珍贵。从4月2日开始,“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——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”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展览,人们终于有机会,走近一个真实而丰满的传奇人物生命的空间。


张伯驹这名字,要么不知道,只要知道了,就永难忘记。

 一  

要说张伯驹,就不得不说张镇芳。


张镇芳乃光绪三十年进士,袁世凯哥哥之内弟。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,让其主管盐政。1915年,他在袁世凯支持下,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——盐业银行。


这么一位官财两运亨通的盐运使,家庭却很不幸——两子女先后夭折。1904年,张镇芳找有4个孩子的弟弟张锦芳商量,张锦芳便把长子和幼 29 48302 29 14399 0 0 4745 0 0:00:10 0:00:03 0:00:07 4744过继给了张镇芳。


这个当时只有6岁的长子,就是张伯驹。

张伯驹确实是个好苗子,7岁入私塾,9岁就能写诗,老先生书架上的书,只要他看过,放在第几行第几本,他都能记住。先生们都称他为“神童”。


随后,他进入英国人办的书院读书,毕业后,被父亲送进军阀曹锟、吴佩孚等部,

先后任过提调参议等职。


但张伯驹十分厌烦从政为官,终不顾双亲反对,退出了军界。从此过上了写诗作画、看戏唱曲的“纨绔”生活。

15岁那年,家里替他定了婚。对方是安徽督军家的千金,张伯驹清高,这位李氏自然无法吸引他。第二任妻子邓韵绮是位京韵大鼓艺人,因酷爱戏曲,张伯驹便娶她做了二房。


张伯驹虽然纨绔不羁,但和其他富家子弟的奢靡完全不一样。他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赌博,从不西装革履,长年一袭长衫


结了婚,才知道邓韵绮爱抽大烟,张伯驹不喜,便逐渐疏远了她。

张伯驹在丛碧山房花园内

1927年,张伯驹到北京琉璃厂闲逛。突然,他在一家古玩字画铺前驻了足:“请把这件墨品取出来看一下。”


伙计取下写着“丛碧山房”的横幅。


“这四个字写得真是苍劲飘逸。”张伯驹一边赞叹,一边看落款。这一看,他着实吃了一惊。“没想到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。”反复推敲无误后,他立马收了。


从此,张伯驹就爱上了收藏。自号“丛碧”,并将宅院命名为“丛碧山房”。母亲为此整天唉声叹气:“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,出去做官也不干,只知道花钱买字画。”

张伯驹夫人潘素
 二  

张镇芳临终时,握着张伯驹的手道:“你要支撑起这个家,照顾好母亲啊!”张伯驹这才答应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。


北伐战争后,上海逐渐成为金融中心,1935年,盐业银行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。因为应酬,张伯驹自然免不了要去风月场所。一次在天香阁吃花酒时,他认识了名妓潘素。


潘素生于1915年,乃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后,其母系出名门,从小就教潘素女红与音律。潘素13岁时,母亲病逝。父亲是个败家子,很快就将家产挥霍一空,继母王氏便将潘素卖到了上海妓院。


潘素清秀妩媚,又弹得一手好琵琶,很快成为当红倌人,在沪上有“潘妃”之誉。
潘素

一见潘素,张伯驹顿时惊为天人,才情大发,提笔而就一副嵌字联:


“潘步掌中轻,十里香尘生罗袜;妃弹塞上曲,千秋胡语入琵琶。”将潘妃比作“赵飞燕”和“王昭君”。


才子佳人,顿时一见钟情。遗憾的是,潘妃已名花有主。


国民党中将臧卓早已相中潘妃,臧卓得知潘素结了新欢,便把她软禁起来。张伯驹只好托人买通了臧卓的卫兵,趁臧卓离沪办事时,趁机“偷”走了潘素。


张伯驹见到潘素时,“她两眼已哭成桃子”。两人立刻逃到北京,迅速成婚。


这一年,张伯驹37岁,潘素20岁。
潘素《岸容山意》

后来,张伯驹将两笔巨款分给两房太太,办了离婚手续,结束了复杂的家庭关系。从此,他就专宠潘素一人。


“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,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。父亲为母亲请来画家朱德甫,让母亲正式拜师,学习绘画。不久又请来夏仁虎老先生,让母亲正式拜师,学习古文。”张伯驹女儿张传彩后来回忆说。


潘素天资聪慧,果然成了另一个“董小宛”。
潘素《青山红松图》

山水、人物、花竹、鸟兽……潘素无不擅长,特别是山水,多用青绿,笔法直逼南宋。她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,张大千赞叹潘素作品:“神韵高古,直逼唐人,谓为杨升可也,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。”


从此,张伯驹与潘素便夫唱妇随,尽享诗画唱和之乐。
夫妻“诗画唱和”作品
 三 


1937年,张伯驹得知溥儒有《平复帖》后,便再也睡不好觉了。


溥儒是道光皇帝曾孙,恭亲王之孙。此前,溥儒将唐代韩干《照夜白图》卖于他人,致使这件国宝从此流失海外。张伯驹深恐《平复帖》蹈此覆辙。


《平复帖》乃西晋大文人陆机真迹,距今已1700年,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,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书道瑰宝,又是汉隶过渡到章草的最初形态。上面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,由此被收藏界尊为“中华第一帖”。“如果流失海外,将是千古之恨。”

《平复帖》

张伯驹委托中间人向溥儒求购,溥儒回答:可以,20万大洋。张伯驹很沮丧:“没这么多钱。”


随后,张伯驹又请张大千说合:愿出6万大洋。但溥儒回答:20万不少。


1937年底,溥儒母亲项夫人过世。张伯驹得知溥儒急需用钱,想借机求购《平复帖》。但他又觉得这是乘人之危,开不了口。便请教育总长溥增湘出面:“我先借他一万元。”


谁知几日之后,傅增湘把《平复帖》抱来了。“溥儒要价四万,不用抵押。”张伯驹抱着《平复帖》,两眼放光。

张伯驹收藏的李白《上阳台帖》

1945年,“末代皇帝”溥仪被俘,混乱中,不少珍贵文物散落民间,《游春图》被北京古玩商马霁川觅得。1946年,张伯驹得到消息:马霁川欲将《游春图》卖往海外。这一下,张伯驹又失眠了。


《游春图》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,距今1400多年,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,运笔精到,意趣无限,有“天下第一画卷”之称。被书画界奉为“国宝中的国宝”。

故宫镇馆之宝《游春图》

一天夜里,张伯驹出现在马霁川家,进门便大吼:“《游春图》可在你手中?”眼看事情败露,马霁川便狮子大开口:“只要拿出800两黄金,画就是您的了。”


十几年来,因为收藏,张伯驹已耗尽万贯家财。此前,他刚以110两黄金买了范仲淹的《道服赞》。现在莫说800两,50两他也拿不出。


张伯驹只好找到故宫博物院:“你们去买下来吧……”但几日过去,故宫方面毫无回应。


迫不得已,张伯驹便来到琉璃厂,看见一家店铺,便走进去打招呼:“有幅《游春图》,有关中华民族历史。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,把它转手洋人,谁就是民族败类,我张某人决不轻饶他。

《游春图》局部
马霁川见《游春图》一事闹得满城风雨,自己已无法出手,只好降价让与张伯驹,

“你出220两黄金,就给你。”


即便大降价,张伯驹还是拿不出钱。一咬牙,他把自己住的宅子给卖了。这座宅子占地15亩,富丽无比,它的前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。据马未都估算,这个宅院若搁到现在,光拆迁就得一个亿。


张伯驹拿着宅子换来的220两黄金直奔马家。但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,要再加20两。

张伯驹收藏的杜牧《张好好诗》

张伯驹无奈,只好回家和潘素商量,“你卖件首饰给我凑足这20两吧!”潘素不肯,张伯驹就躺在地上耍赖,潘素哭笑不得,只好答应。张伯驹翻身爬起,拍拍土开心睡觉去了。


此后,张伯驹一家就搬到了旧宅承泽园。


在动荡年代,为避免书画流失海外,张伯驹就这样耗尽了万贯家财。“他收藏保护的顶级书画就有118件。”

张伯驹收藏的范仲淹《道服赞》
 四  

1941年,张伯驹去上海处理银行事务,途经培福里时,突然冲出三个大汉,持枪将张伯驹挟持,然后驾车而去。


第二天,潘素接到绑匪电话,“交上两百根金条,否则就撕票。”潘素急得直抓头发:“哪里去找这么多金条啊?”想来想去,觉得只有“卖画”。于是潘素要求:想见伯驹一面。


潘素见到伯驹时,他已多日不食、憔悴不堪。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对潘素说:“我收藏的那些书画,必须给我保护好。别为了赎我而卖掉,否则我宁死也不出去。”

宋徽宗题李白《上阳台帖》

不准卖画,哪里去筹钱啊?最后实在没辙,潘素只得厚脸,去找张伯驹以前之旧交孙曜东。孙曜东乃大汉奸周佛海的秘书,潘素一见面就跪下了:“求您救救伯驹。”孙曜东一打听,原来是“七十六号”特务组织干的。


绑匪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,自己占不到便宜,便把人质送给了伪军浦东头目林之江。孙曜东随即与林之江联系:愿出20根金条。林之江同意了,潘素赶紧凑齐金条送了过去。张伯驹这才得以恢复自由身。


在伯驹眼里,这些字画的价值,远超过自己的生命。”潘素说。
张伯驹收藏的宋代杨婕妤《百花图》,为现存最早女画家作品

但是,谁也没想到,1956年,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,竟将8件最顶级的书画捐献给了故宫。


无偿捐献后,政府欲奖励其20万元,但张伯驹婉言相拒,分文未取。文化部只好给他颁发了一张褒奖令。


当时,很多人都不理解:“耗尽家业收藏,为何又无偿捐之?”后来,张伯驹对一位至交说:“不知情者,谓我搜罗唐宋精品,不惜一掷千金,魄力过人。其实,我是历尽辛苦,也不能尽如人意。因为黄金易得,国宝无二。我买它们不是卖钱,是怕它们流入外国。”


再后来,张伯驹将余下所藏书画,分批捐献给了故宫和吉林博物馆。


予所收藏,不必终予身,为予有,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绪。他在《春游琐谈》里记录了这种心情:“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!”
文化部所颁奖状

后来,章诒和拜师潘素学画时,在张家宅子四处寻找这张奖状,最后发现,它藏在靠近房梁处,“不甚考究,还蒙着尘土。”


于是,章诒和想起在柳亚子家中见到的,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唱和的诗词手迹。“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: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,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,浪漫地对待;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,作了极重要的强调,现实地处理。”


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,都在《平复帖》上钤下自己的印迹。只有张伯驹,不留丝毫痕迹。


凡经手收藏的人,都以《平复帖》获利,唯独张伯驹倒贴大把银子,无偿献给国家。


张伯驹捐献于故宫博物院的书画作品:

晋 陆机 平复帖 卷

唐 李白 上阳台帖 卷

唐 杜牧  张好好诗 卷

宋 范仲淹 道服赞 卷

宋 蔡襄 自书诗 卷

宋 黄庭坚 诸上座帖 卷

宋 吴琚 杂诗帖 卷

元 赵孟頫 草书千字文帖 卷

元 俞和 临赵孟頫常清静经 轴


张伯驹藏品中其他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书画作品:

隋 展子虔 游春图 卷

宋 徽宗 雪江归棹图 卷

宋 高宗书 马和之画 小雅·节南山之什图 卷

宋 朱胜非 杜门帖

宋 赵孟坚 行书自书诗 卷

元 钱选 山居图 卷

元 王冕、赵雍、朱润德、张观、方从义合绘卷

明 唐寅 孟蜀宫妓图 轴

明 文徵明 三友图 卷

明 周之冕 百花图 卷

清 吴历 兴福庵感旧图 卷

清 樊圻 柳村渔乐图 卷

清 禹之鼎 纳兰性德侍卫小像 轴

 五  

就在无偿捐赠书画的第二年,为相应“百家争鸣百花齐放”号召,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,提出“要大胆地放,要放手,还要放心”,这下可把张伯驹乐坏了,他立即组织成立了“老艺人演出委员会”,开始排练戏曲《宁武关》《祥梅寺》《马思远》。


做这些事情,张伯驹大有资格,他在京剧界的名气,不亚于收藏界。

张伯驹书画

张伯驹青年时代,京剧正从成熟走向鼎盛,谭鑫培、余叔岩、梅兰芳等名角辈出。那时文人票戏,是极为风雅的事,而张伯驹,便是文人票友中的票友。他与大师余叔岩的友谊更是一代佳话。


“余叔岩平生,只教了孟小冬三出半戏,李少春两出,但教了张伯驹四五十出。”张伯驹就此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。“李少春等人数次向他请教。”

张伯驹书画

作为京剧票友,张伯驹有三大得意事。


一是与余叔岩合作,编写了《近代剧韵》,总结京剧发展实践,系统介绍了京剧十三韵。


二是为推动京剧艺术发展,张伯驹约同梅兰芳、余叔岩等人,于1931年创立了“北平国剧协会”。


三是1937年,他组织一大帮名角,举办了轰动全国的河南旱灾筹款义演。演出后不久,日本全面侵华。这次义演,被称为“艺坛最后一次绝唱”。

京剧大师余叔岩

1957年,张伯驹把所有精力投入戏曲排练中。“他就像战乱时不惜倾家荡产购藏文物一样,奋不顾身地希望挽回传统文化的品质和意境。”


不过,他这一次努力是徒劳的。他排练的戏,很快遭到了攻击:“你这是站在封建王朝立场,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。”


张伯驹一扬眉,反驳说:“强调阶级性,便把别的一笔勾销,是不对的。”“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,也可欣赏,陶冶性情。吃好了,吃饱了,工作有精神了,也就是政治了。”但最终,他还是被打成右派。

杨小楼

多年后,章诒和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,旁边坐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。


当介绍章诒和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时,袁世海无动于衷。当介绍章诒和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,袁世海立刻回头,握着章诒和的手说:“令尊大人是我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,他对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。”


原来,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听成了张伯驹。

1957年,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,传到老帅陈毅那里,他很不高兴:“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,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,砍我脑壳也不信!


解放后,李济深发起成立了棋艺研究所,陈毅和张伯驹这两个“棋坛圣手”,便在这里相识,成为君子之交。1960年,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,陈毅找到于毅夫:“我有个好朋友叫张伯驹,目前境遇不好,能否给安排一下?”


不久,张伯驹就收到来自吉林的邀请:“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。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,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。”


于是,张伯驹便去了吉林,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、副馆长。

张伯驹作品

临行时,张伯驹去跟陈毅道别致谢,陈毅说:“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,我该向你道歉。”张伯驹笑一笑,潇洒不羁地说:“国家大,人多,个人受点委屈难免,算不了什么,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,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?”


这话,并不是面子话。张传彩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:“父亲时常教育我说: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,这是大事,不能马虎;除此之外都是小事,不必斤斤计较。” 

张伯驹收藏的唐寅《王蜀宫妓图轴》

好景不长,1966年“文革”来袭,这一次,张伯驹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。白天,夫妇俩被游街批斗,但晚上,两人依然故我,写诗作画。


“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,爱其之坚毅。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为画小幅花卉。后来他们将这些画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。”张传彩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。


面对磨难,张伯驹一直坦然自若,唯有一次,他低下了头颅。


那一天,红卫兵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里焚烧,张伯驹跪在火旁,不停哀求:“要烧就烧我吧,这可都是国家的宝贝,烧了就再也没有了。”

潘素《金碧山水》

张伯驹随后被“发配”到吉林舒兰进行劳动改造。但被舒兰县革委会拒收,嫌年龄过大不能劳动。不得已,老两口只好回到北京。但原来的宅子早已被别人占据,老两口只好窝居于一间10平米的小屋内。


解放前的张家,仅管家就有10位。那时的张伯驹,拥有无数书画珍宝。可现在,他却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。


一无粮票二无户口,只能靠亲朋的接济度日。可这样的落差和磨难并没让他怨天尤人,相反他却是轻描淡写,一笑置之。


1969年到1972年三年间,故交王世襄曾多次去看望张伯驹。“他除了年龄增长,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。不怨天,不尤人,坦然自若,依然故我。”

章诒和后来在文章中回忆:“那时到我家做客的,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,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,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,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。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、淡然和超然的。


对待挫折有句豪语是:跌倒了,算什么?爬起来!再前进。我父亲,罗隆基,黄琪翔,都很想爬起来。可张伯驹不,因为他从来就像没有跌倒过。”


这样散淡超逸的个性,正是张伯驹硬度之所在。不论时局如何变化,他都是这样,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过着他的那份生活。


后来,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说:“阅读张伯驹,我深深觉得,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,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,顶多十年八年,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,所以他能坐观云起,笑看落花,视勋名如糟粕、看势力如尘埃。

 六  

1972年,君子之交陈毅逝世。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,但由于政治身份,最终不能如愿。于是,他挥泪写了一副挽联:


“仗剑从云,作干城,忠心不易,军声在淮海,遗爱在江南,万庶尽衔哀,回望大好山河,永离赤县;挥戈挽日,契尊俎,豪气犹存,无愧于平生,有功于天下,九泉应含笑,伫看重新世界,遍树红旗!”


追悼大会上,毛泽东扫视一周后,在这副挽联前停下:“词写得好,书法也好。”陈毅夫人张茜插话说:“主席啊,这是当年捐画的张伯驹写的。”随即,张茜介绍了张伯驹一家现状。毛听后,立即嘱托周恩来安排一下。


不久,张伯驹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工作,潘素也成了中国画院的画师。
张伯驹自创的“鸟羽体”书法

张伯驹万万没想到,救自己脱离苦海的,就是诗词和书法。


张伯驹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词人身份:“文物,有钱则可到手;若少眼力,可请人帮忙。而诗,完全要靠自己。”


张伯驹写的诗词虽未公开发表,但其诗词之好在圈内无人不晓。周汝昌曾下过这样的论断:“以词人之词论,应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,以张伯驹为殿。此后,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。

当时,诗词高手们喜欢在一起打诗钟,所谓打诗钟:就是悬一丝线,下系铜钱。挨着丝线横置一根线香,香烧到丝线,铜钱就会掉落,如果此时还没按规矩完成诗句,就算认输。


打诗钟最考验一个人的作诗才华。一次,一帮文人在一起玩打诗钟,张伯驹抓到“魂、象,六唱”,未等铜钱落下,他已经联成:


天末风来群象动,

梦边秋入一魂凉。


随后,他抓到“唐、水,二唱”,未等铜钱落下,又已经联成:


南唐久已轻孱主,

饮水何须认后身。


南唐指李后主,饮水指纳兰性德。妙语巧思,众人绝倒。

章伯钧素好写诗,没事就爱诌吟,但有一次,他看到张伯驹的诗集后,一声叹息:“不论中国文学如何发展,都不会再有张伯驹!”


张伯驹诗词好,书法也妙。他开创了别具一格的“鸟羽体”,用笔飘逸,如春蚕吐丝,像极了他自由自在、超逸通脱的心性。


以狂著称的刘海粟,对张伯驹评价极高:“丛碧是当代文化高原的一座峻峰,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,那便是书画鉴藏、诗词、戏曲和书法。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,又各具性格。堪称京剧老名士,艺苑真学人。”
 七  

在“反右”运动中,京剧演员钱宝森批判张伯驹时,言辞比匕首还锋利。


但后来,钱宝森去世后,张伯驹托人带去一百元赙仪。当时,一月伙食费不过十元。有人劝他:不必给这么多,意思意思就行了。但张伯驹坚送一百:“当初他帮我打把子,有过交情。”

张伯驹还收留了袁克定十年之久。


袁克定乃83天皇帝袁世凯的长子,袁世凯复辟失败后,袁克定人见人躲,其家产很快耗尽,生活难以为继。即便如此,他扔拒绝日本人邀请,坚决不去华北伪政权担任要职。


张伯驹欣赏其气节,便将他接到自家。“袁克定每次拿到文史馆工资,就欲交给我母亲,但父亲不许收他的钱。说既把他接到家里,在钱上就不能再计较。”这一养就是十年,直到袁1955年去世。

1969年,“第一大右派”章伯钧死后,其妻女李健生和章诒和便搬了家。当时,碍于章伯钧的大右派身份,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去看望她们。“万万没想到,张伯驹竟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。”


张伯驹从报纸上读到章伯钧死讯后,到处寻访打听,拄着拐棍找了一天,才终于找到李健生母女俩新住处。见到张伯驹夫妇,李健生顿时泪流满面:“伯钧相识遍天下,逝后慰问者,你们是第一人。”


后来,章诒和在书中这样写道:


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,不过是看看画、聊聊天而已。他怎能和父亲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?他怎能与父亲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?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与接济的人相比?


但人心鄙夷,世情益乖。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,如浮云飘散。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,却悄悄叩响了家门。”


这就是张伯驹,不论潮涨潮落,他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。这份品质,比他捐献的书画还闪亮。

1982年2月,张伯驹突患感冒住进北大医院,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。病房人多嘈杂,既不利休息,又易交叉感染。潘素向医院申请,想转到单人间。但被医院拒绝:张伯驹不够级别!


过了两天,张伯驹感冒转成肺炎。2月26日,张伯驹撒手西去。


事后,有学生跑到北大医院叫骂:


“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?


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单人间?


呸!我告诉你们——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,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!”


“富不骄,贫能安,临危不惧,见辱不惊……”世间纵有千万曲,人间再无张伯驹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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